一個「戰後嬰兒」的哀嘆

Human chain on the top of Lion Rock. Hong Kong. 20190823.jpg (from Wikimedia Commons)

我推著行李車步向酒店。
從美國出發，飛行了二十小時，抵達赤臘角，再經過三小時防疫檢測，這兩分鐘的步行可算是這趟旅程中最舒暢的時刻。
我一點都不在意往後那十四天的隔離檢疫。
至少在這一刻還未想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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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當幸運可以四處去。
我的護照讓我四處通行。
我全家都有美國的居留權。
我和太太都在美國上大學，在半個世紀前。
我們的兒女也畢業於美國大學，比我們更優秀的學府。

我是個典型的「戰後嬰兒」，有分享受時代的繁榮進步。
正如許許多多嬰兒潮時代的人一樣。
我的生活穩定有保障。
我活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。
兒女都是專業人士。
我沒有甚麼好抱怨的。

雖然我不像很多的友人那樣，積蓄了豐厚的財富，擁有多個物業，優裕的退休金，又經常旅遊，
但我很滿足。
我可以活下去。
我沒有甚麼好抱怨的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拿著兩個美國學位，開始我的職業生涯。隨後，香港蓬勃的發展使人人受惠，包括我在內。
我沒有甚麼好抱怨的。

是的，我生逢其時。
所有嬰兒潮時代的人都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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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酒店房間內十四天，你可以做甚麼？
幸虧互聯網還可正常運作。
只是，在我離開的數週內，很多事情都已經改變。
YouTube再沒有我見慣的面孔。
自以為是的騙子佔據了公眾頻道。
土生土長的人被迫逃離故土。
英鎊對港圓的匯率躍升至一兌十一。

一切都似曾相識。

多年以前，正當我以高速建立事業之際，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絆了一跤。
港圓隨著她下跌，甚至到一美圓兌十港圓的地步，直至聯繫匯率穩住了局勢。
對香港的信心也隨著流失。

幾年之後，1989年6月4日，自1984年以來僅餘的信心，終於給完全粉碎。
全民開始朝出口奔逃。我的兄弟姊妹，也包括我自己，都尋求到外國定居。我的三個姊姊逐漸移居美國和加拿大。
我和我的小家庭也到了澳洲，然後回流香港，等候著必須離去的最後一刻。
雖然最終因居英權計劃，我和家人無須離去，但我的原生家庭已經三零四散。

我們這一代「戰後嬰兒」只是難民一代，這種感覺永誌難忘。
就像是給人從你土生土長之地趕逐出來一樣。
可怕的感覺。

我們這些香港的嬰兒潮一代，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遭遇。我們一向以為自己得以幸免。我們是「戰後嬰兒」。

我們避過了日本的侵略佔領。
我們受隔離於赤色中國和文化大革命。受隔離於貧窮、饑荒、失學。
我們飛到外國接受教育。
我們建設地下鐵路。
我們有最好的郊遊徑、郊野公園和海灘。
我們是世界購物中心、美食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居民，我們為此感到自豪。
啊，對，我們還有功夫片和粵語流行曲，令全球華人豔羨。
對我那一輩的人來說，大學畢業後選擇留居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或澳洲的，生活就如享受美味蛋糕後，還能夠捧著整個蛋糕回家般愉快。

不過，這片蛋糕夾雜著苦味。

似曾相識。

那些在1989年之後繼續在香港挺下去的，甚至跨過了1997和2003年沙士一役的，又再次因為蓬勃的股市和樓市而得到回報。那些買了房產的尤其如是。

有好一段時間，我們這些香港的嬰兒潮一代覺得我們可以幸免。

直至2019年6月9日，一百萬人走上街頭，卻完全被忽視；2019年6月12日，更被報以過百的催淚彈。
6月16日，兩百萬人走出來。
再度被忽視，被報以更強大的暴力。
721、831，跟8964一樣，這些數字代表著殘忍的不公不義，我們曾經以為這是不該發生的，卻發生了。

對香港的「戰後嬰兒」來說，這就像是那赤裸裸的真相，殘酷地撕破了那塊浪漫的面紗——那份使人拼搏去享受的香港神祕感。

是的，我們仍然可以逃亡。
但這次，也許是最後的道別。
我們本該不用走。
這是何等的不公平。

更甚者。
我們看到年輕的一代被取消。他們的事業被打斷，學業中止，友誼破碎，正義感扭曲，同情心受打擊，「這完完全全是不對的」，不平的感覺瀰漫，好像平價古龍水的氣味，令人作嘔！

我們曾經以為，我們這些香港的「戰後嬰兒」是對此免疫的！
不錯，在身體的層面上，在經濟上，我們仍舊可以在自由社會活下去，仍舊吃美味的中西餐，仍舊吃喝玩樂。但已不可再遊行抗議，指控發生在我們的社會和人民身上的暴行。不可説那兩份報章所禁止説的話。不可用一兩種顏色……
除此以外，我們仍舊背負著創傷、哀痛，我們這些得天獨厚的「戰後嬰兒」，縱使安居於美國某些安全的社區，安眠於智能床褥之上，我們的情感仍舊擔負著噬人的記憶和憤懣。

若不是這十四天的隔離檢疫，我是無法意識到香港嬰兒潮一代所活在的兩層生存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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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推著行李車離開機場酒店，去乘搭A線巴士回市中心。
我要趕快。
巴士將在九分鐘內到站。我要去尋找巴士站的位置。
已經改變了那麼多。
必須趕快。